2015年7月1日，也许将成为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七一”，我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41位同志一道赶赴我心驰神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里度过了为期一周的美好学习时光，在那里我接受了一次让我自己想象不到的精神洗礼，切身感受到了那一改变历史的精神力量。多少次热血奔涌，多少次热泪盈眶，其中感受与思索千头万绪，深深感受到太多的经验需要学习研究，并产生想要集中时间好好学习这段历史的想法。于是有了今天的延安学习心得体会之一——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延安以“中国革命圣地”而闻名于世，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总后方。研究这段历史对中国共产党今天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学习型政党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党在延安这段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期间，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加强党的领导、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干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为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奠定了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延安，我们党组织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这场大学习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开创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先河。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一下大学习运动与学习型政党建设,首先介绍一下去延安的背景。
一、为什么去延安？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24年为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反共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此后，国民党向红军和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围剿”。
1933年9月25日至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有8.6万人，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可以取得胜利。但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终未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最后仓促命令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根据地。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部队将所有的文件、辎重、兵工厂机器、印钞票机器、X光机以及各种文化课本都携带上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搬上旅途。他们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同敌人进行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爬雪山，过草地，付出了巨大牺牲。经过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红军在占领遵义后，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时红军边打边走都早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到哪里去创建根据地是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经过政治局研究决定向北进军去川甘陕寻找新的根据地。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下，一路北上，历经艰难险阻于1935年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这时的红军队伍状况极差，其实就是一群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不足8千人）。在这里，在一份国民党的《大公报》上，中央得知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仍在。西北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刘志丹、谢子长率领西北红军创建的，虽然当时也处在敌人围剿之中，且遭受党内的错误斗争，但还是一块相对完整的根据地。得到这个消息,毛泽东同志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要到陕北去，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1935年11月初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了延安。
二、党在延安是怎样进行学习的
中央红军在延安虽然有了落脚之地，但是战斗非常频繁，生存环境极其险恶。外面是敌人层层封锁线，敌人扬言：不能让一粒粮食、一匹布进入。根据地一下子涌进这么多人，粮食、布匹、纸张、药品奇缺，其艰苦程度是大家难以想象的。如何生存是摆在党中央面前最大的问题，为此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大家都会唱那首《南泥湾》歌颂的就是大生产运动。 在解决生存问题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研究如何完成所肩负的任务和使命。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中国，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而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刚刚有了一块可也落脚的根据地。处于这样一个境地，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抗日战争的伟业，实现革命的转变，党中央充分认识到我们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不足，党的理论准备也十分不足，于是又组织发动一场全党大学习运动。
这场大学习运动的主要特点：
1、党的高级领导带头学习
首先是毛泽东带头“发愤读书”。他本人反复阅读列宁著作，并借给军事将领彭德怀、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等人阅读。毛泽东还通过讨论、座谈和书信等方式，与党内同志共享学习成果。虽然中央进入延安后，环境有所改善，但党政军务工作仍然十分繁重，毛泽东“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可以说，抓紧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真正做到了如饥似渴地学习。1936年9月，毛泽东采纳了李富春的建议，组织一个流动图书馆，把当时十分难得的马列著作等书籍寄给身处前线的彭德怀等红军将士学习阅读。为解决书籍不足的难题，毛泽东亲自给身处国统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等人写信，让他们购买一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买些战役指挥与战略方面的书籍，并特嘱买一部《孙子兵法》。
2、成立干部学校。为了加强全党全军的学习，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批干部学校，把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骨干集中到专门的干部学校进行学习。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刚到陕北就恢复了以董必武为校长的中央党校。1936年6月，创办了以林彪为校长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后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7年9月，成立了以成仿吾为校长的陕北公学， 10月成立了由冯文彬等负责的安吴堡青年训练班， 1938年4月建立了以周扬为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 5月创立了以张闻天为院长的马列学院，为加强党内对马列原著的学习，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在马列学院内专门成立了编译部，翻译出版了30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后又成立了以徐特立为院长的自然科学院。以王明为校长的延安女子大学，以及由张浩负责的工人运动学校等。
大约30余所干部学校，克服重重困难办学，迅速成为全党大学习、培养各方面人才的，主要场所。据统计，9年间仅“抗大”就培养了10万军政骨干人才。
3、开展全党范围的学习竞赛。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提出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这次全会把学习理沦的任务提高到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 他还特别强调，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在干部学校集中培训骨干的同时，中央还特别重视各级干部的在职学习。中央发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对在职干部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做了具体规定。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怎样才能克服呢？学习是最好的途径。 当时，各机关、学校、系统、单位都结合实际进行学习。并组成专门的学习组进行深入学习，如1938年，毛泽东提议成立“延安新哲学会”专门研究哲学。经常参加活动的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等。毛泽东还组织一个学习小组，研究军事名著《战争论》，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 与此同时，中央各机关纷纷成立学习小组。张闻天当时是中宣部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学习了《资本论》，历时一年多将《资本论》第1卷25章学完。小组成员轮流作各章的中心发言人。 陈云在中组部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学习，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一人带一个木头板凳，天一亮就起来在中组部窑洞前的一块平地上读书，读一个钟头才去吃饭，当时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都去参加了，比如陈潭秋、许光达等人。 中组部和中宣部成为公认的学习模范单位。
陈云到晚年时多次强调，延安时期学哲学对他终身受用。延安大学习的战略目标是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培养100个到200个能治党治军治国的、担任领导责任的人才。实践证明，在延安时期大学习中成熟起来和培育起来的这几百个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如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不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随后的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还有些政治家甚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等。客观地说，延安时期大学习培育的中共领导人，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积极作用。
4、确定“学习节”。在大学习运动中，中央连续发出关于学习的指示、决定、通知，加强对全党学习的指导和督促。从1940年到1942年的时间里，连续公布了八个有关学习的文件。 （如1940年1月3日发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1年9月26日发出《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11月4日发出《中央学习组关于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内容的通知》，1942年2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这些文件不但体现了中央把学习列入工作的重要日程，也对大学习起到了指导、规范和督促的作用。为了推进和鼓励全党全军的学习，1940年3月，中央作出设立“学习节”的决定：“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
5、形成指导干部学习的领导体系，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及分区委员会。 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1941年6月12日的报道，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康生为副，领导全延安学习。由中央总学习〔委〕会每周或两周召集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会中讨论学习问题，并通知时事政治及工作等问题。总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形成了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学习指导体系，造成一级抓一级的学习局面，保证了学习效果。
6、形成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学风和文风。为把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央及时总结大学习经验。当发现党内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和文风，中央及时予以纠正。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给全党的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由毛泽东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马恩列斯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言论集，并尽可能编著反对主观主义与机械论的小册子。 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还组成以毛泽东为组长的思想方法学习小组。
但是，当时在强调反对教条主义、批评本本主义的时候，也发现了另一种倾向，这就是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有的人把书本、甚至经典原著都扔了。这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强调：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这样才会避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他还有针对性地说：“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
这些举措，保证了我党形成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学风和文风，即“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风。
这是延安大学习运动的做法和特点。
三、延安大学习运动对学习型政党的启示
延安开展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习运动，至今回望仍令人神往、引人深思。在这场大学习运动中有哪些观点、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呢？我觉得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激发学习动力，实现学习工作一体化
党中央到达延安时，根据地外面有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在根据地，党内斗争十分严峻，学习条件根本无从谈起。可是恰恰就在那时，全党，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战士，却以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学习中。许多干部白天领导生产，指挥打仗，晚上在窑洞里借着微弱的煤油灯读书到深夜。战士们用树枝在沙土上学习写字，用核桃壳做成算盘学习珠算，行军途中把黑板就挂在战士的背包上。有一个材料记载，1938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连续两天两夜没睡，冬天的深夜十分寒冷，他用微弱的炭火盆烤脚，结果精力太集中了，棉鞋被烤着了才发现。是什么力量使他们对学习如此投入和着迷？
毛泽东同志的两段讲话解开了这个谜底。
毛泽东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另一段话：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我们共产党人要领导革命。”“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人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要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磬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第三，“是我们党的特点。我们要建设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因此，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发起大学习运动三个原因），当时在解放日报刊发的一篇社论中谈及学习的重要性时这样写道：“需要认识学习和工作一样都是对党应尽的义务。”
由此可见，当时的共产党人是把学习当成一个要完成抗日战争的伟业，实现革命的转变“战略任务”；当成建设一个能够领导广大民众、强大的党重要举措；当成党的显著标志和鲜明品格；当成每个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每一个党员都真正认识到学习就是工作、是任务、是战斗、是胜利、是希望。只有这样的理念才能产生如此大的动力和热情。
今天我们也在抓学习，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人都赞同学习，各级组织也都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又不知不觉把学习和工作分开，常常因为工作忙而放弃学习。上级抓得紧，强调得多，就多组织几次学习，上级不过问了，自然也就放松了。每次干部述职都会有发现有这样的现象：报告前面谈成绩时，一定会谈到努力学习，学了什么，有哪些提高。谈不足时，又说到学习不够。最后谈努力方向时，说今后要加强学习……。那么为什么在抓学习上总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呢？
延安的大学习的经验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进一步提高各级组织和党员对学习的认识，使大家对学习的理解实现一个超越。要从完成“战略任务”、这样一个高度；从实现“工作学习一体化”这样一个角度；从我们党的品格、特点这样一个深度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把学习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自我追求和工作方式。把学习作为基层组织提高战斗力、保持先进性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把组织学习的方法和成效，把党员素质提高，创新能力的增强，作为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的标志，这样才能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
第二、转变学习方式，学习与研究相结合
通常来说我们所理解的学习是一种以增长知识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学习。延安时期开展得大学习运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把学习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解决革命和斗争中的问题为目的，坚持干什么、学什么，边学习、边研究，用学习的成果指导工作。
中央在一份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的各项原则而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之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学习”。这里反复申明的是学习为了应用。 尽管中央的要求是很明确的，但大学习运动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看到中央军委一份指示，指出学习中出现某些错误苗头，提出有四种情况：“1、在学习时忽视对于本身业务内的教育（如指挥员研究军事、参谋人员研究参谋工作，政治人员研究政治），没有执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2、不重视文化教育，结果由于干部文化水平低，知识少，军事政治教育也很难深入，并障碍了干部的进步；3、一般的不重视军事教育，影响我军战斗力的提高；4、抽象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强调：“军事干部以军事学习为主、政治干部以政治学习为主，技术专家以发展其专长为主。明确业务学习是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所谓业务学习就是学习本行的理论与实际。”并且要求，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要进行政治学习。当时解放日报还就此专门刊发一篇社论，文中谈到：“依照中央的决定，业务教育要把一个工作的环境、法令政策、经验、历史、科学知识、都研究明白，这就是调查研究的精神。这就是‘做什么学什么’的精神。这是为了学习，同时也是为了工作。这样就把学习与工作打成一片了。这样就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了。这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了。可是这还不够，还需要另一种教育——政治教育，各种业务的人都要受的。（注意关键词：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在学习与研究相结合上，毛泽东同志和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表率。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同志为组长，王稼祥同志为副组长。在《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决定》中规定： “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就这样边学习、边研究、边指导工作。在延安十三年，毛泽东写了100多篇文章，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建等方方面面。大家熟知的重要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都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朱德同志《论解放区战场》、周恩来《论统一战线》都是在此期间写作的。还有一篇我最喜欢、对我教益最大的文章——张闻天《论待人接物》，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有几篇著名的谈学习的文章，都是写在这段时间，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 关于在工作中学习、研究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毛泽东同志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都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的。孙中山也是一样。当他上学校时，并没有三民主义。他是学医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以后才有的。马克思学的是唯心论，后来在学校外面才有了马克思主义。还有高尔基是世界第一的文学“博士”，连小学都没读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看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会发现毛泽东同志语言生动活泼，诙谐幽默。一次在教育动员大会上，他谈到当前影响开展学习的问题时说，影响学习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他说对付第一个问题，要用“挤”的办法，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对付第二个问题要用“钻”的办法，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他说。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得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他，就非攻不可。
“做什么学什么”、“接受两种教育——政治、业务”、“学习与工作打成一片”、“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
这几个关键词是我从延安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完全可以说明“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组织学习时感到对党员吸引力不大，大家积极性不高。与我们未能很好地把握这几点有直接关系。
我们要紧密联系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去选择学习题目，沿着“读书—讨论--调研—创新—实践”，这样一个路线进行学习。作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们要把正在开展的工作作为专题一个一个研究透。比如，学习型组织。这个概念从哪里来的？党中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从什么时候提出的？学习型党组织的标志是什么？作为基层支部怎样组织学习？怎样实现团队学习？怎样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怎样实现自我超越？比如：什么是党建工作科学化？民主集中制的实现方式？
目前公立医院面临许多发展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也有一些长期困扰的突出矛盾。都需要很好的研究。前些年，在教育卫生发展的大环境下，最突出的矛盾是解决人民群众上学难、就医难的问题。因此，很多医院都把重心向规模扩张倾斜。盖大楼、增加床位、买设备。医改之后基层医疗能力建设显著增强。我们这样的医院必须向高精尖方向转变、要提高质量、发展特色。在转变的过程中有很多矛盾，高精尖更需要资金投入，人才培养需要投入。如何处理效益和质量的关系，如何处理医教研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效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以前，在组织学习上我们采用的方式一般都是由组织上确定学习内容，发学习材料，大家读书讨论。我想这个方式应当改一改，应当由每个同志围绕自己的工作需要，自己确定学习专题，对共性的问题再组织讨论。基层组织的任务是：把好方向、做好规划、建立制度和服务保障。
三、注重团队学习、实现学习制度化
“学习型组织”这一概念是从现代管理学引进的，用的是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的概念。我最初看到这部书是在2004年，我在书店浏览管理类的书时，发现这部书。因为是译著，在读这部书时感到其中的理念很值得注意，但有些内容没太读懂，看来还是缺乏毛泽东同志讲的钻的精神。这次，我又重读一遍这部书，对一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彼得·圣吉提出的学习型组织主要有五个特征：(1)建立共同愿景。（我们是叫做理想）愿景可以凝聚组织上下的意志力，透过组织共识，大家努力的方向一致，个人也乐于奉献，为组织目标奋斗。(2)团队学习。团队智慧应大于个人智慧的平均值，以做出正确的组织决策，透过集体思考和分析，找出个人弱点，强化团队向心力。(3)改变心智模式。组织的障碍，多来自于个人的旧思维，例如固执己见、本位主义。唯有透过团队学习，以及标杆学习，才能改变心智模式，有所创新。(4)自我超越。个人有意愿投入工作，个人与愿景之间有种“创造性的张力”，正是自我超越的来源。(5)系统思考。应透过资讯搜集，掌握事件的全貌，以避免见树不见林，培养综观全局的思考能力，看清楚问题的本质。
团队学习是“五项修炼”之一，是学习型组织的显著标志之一。 什么是团队学习？从字面上的理解很容易当成组织集体学习，其实这就过于简单了。
关于团队学习的意义，他有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一个工作很投入的团队，每个成员的智商都在120以上，可是集体的智商却只有63。也就说每个人个体都很聪明，能力很强，可是组合到一起不是更有智慧，更强大，反而降低了。另一个比喻：爵士乐团演奏最精彩的状态是“演奏如一人”。也就是说几十人的互相配合，如漆似胶，融为一体，发出的和声比单个乐器更动听。这两个比喻，用一句话来说：团队学习的目的是提高集体的智慧和能力。
按照彼得·圣吉的说法：团队学习是一项集体修炼，是开发团队能力的过程。 团队学习有三个关键的方面：1、对复杂问题要有深入的思考和明晰的理解。团队必须挖掘个人潜力，以超越个人心智。2、需要有创新、协调的行动；3、团队成员对其他团队起作用。也就是说对其他团队有影响、引导的作用。
这是从理论上认识团队学习。
考察延安时期我们党所开展的学习，他们是从一开始就注重了团队学习。他们健全了学习体系，设立领导机构——干部教育部制定学习计划、建立学习制度，编审干部教材，开办了30多所干部院校。并不断发出指示对学习进行指导。
在学习的目标，内容和方法上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在陕北公学毕业班上的讲话，是这样说的：你们在这里不可能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节的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方向、一种作风。在这里学到的是组织方向、工作作风、革命原则。
“方向、作风、原则”，是什么？不是知识，是维系组织的精神，凝聚力。
我看到一份资料，1938年有一篇总结抗大学习经验的文章这样写道：“事实告诉我们，一般庸俗的学校和庸俗的教育家们，对于集体学习抱着鄙视和畏怯的态度，他们使学习者走入孤独的道路上，苦恼的摸索，与现实脱离（的原则）。他们完全忽略了‘互相帮助’和‘集体学习’的重要性。抗大和这种情形正相反，互相帮助集体学习是抗大的特征。”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想在抗大英雄的、单独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客观环境不允许他那样做。”水平高、有经验的要帮助他人，水平低的要虚心向别人学，接受帮助、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不过是集体学习的下层基础，只有这样单独存在的下层基础而不建立起有组织的集体学习系统，则和抗大的教育计划仍然是不能配合的。所以，他们又在这样的教育基础上加强了组织性——建立有组织的学习、有计划的学习、有规律的学习。”这段话比较长，再提炼一下，说的是，抗大学习的特点是“集体学习”，而在“集体学习”这个概念中包括两个内涵：一是互相帮助、互相教育，二是建立有组织的学习系统。 当我读到这一部分，真是感到非常的激动，我觉得学习型组织的鼻祖，当真是属于我们中国共产党。
这种“集体的互相帮助式的学习”，最重要的载体是学习讨论会。当时解放日报记者就抗大的学习讨论会写了一份报道，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讨论会怎么开的：“午睡醒来，一声哨音，宿舍中呈现紧张的空气，大家集体读书，按照教育干事拟定的讨论大纲，集体分工的组织材料，大家都准备发言的提纲，有的互相讨论疑难，有的帮助解答问题。三个钟头时间，大家对问题有了深一层次的了解。晚饭后集体游戏，哨声一响，各小组开始讨论。首先学习小组长宣传讨论题目，同时规定每个问题的讨论时间，每题的结论人，并指定记录。接着开始发言，一个继续一个，几乎没有一分钟的间断。每小组十人左右，发言竟达百分之百。内容均能抓住中心，很少原则上错误。会场秩序极佳，个个精神集中。有激烈的争辩，而无无谓的争辩。一个问题讨论完毕后，再整个检讨讨论会，揭发出会场的优点和缺点：‘主席，今天这个会有个别同志发言不能抓住中心，浪费时间，希望以后改正。’‘某些同志发言态度欠佳，容易引起误会，希望以后和蔼些！’还有人提出其他一些意见……。这些成为下次讨论会改进的根据。” 这个现场描述非常形象生动。接下来这位记者有一番评论，他说：这种学习讨论会是国防教育中的创造，这种方法是合理，最科学的，有如下优点：第一，集结全组研究问题的心得。在短促的时间内，个人单独的研究，常常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或片段，不易洞悉全豹。只有这样集体多数人的研究，才能更广泛全面地了解问题。第二，能彻底的、深刻的了解问题。因为大家文化程度不一样，在反复辩论中可纠正错误，了解的更深刻。第三、能增强记忆。第四练习说话。” 我们想一想，与彼得·圣吉的理论对照一下，抗大的学习理念和方法这不恰恰体现出团队学习的精髓吗？
现在我们使用了学习型组织的概念和理论，实际上我们对“团队学习”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在各级组织汇报学习型组织建设情况时，大多是这样汇报：我们做了学习方案、买了多少学习材料、建立多少学习小组、搞了多少讲座、辅导、组织了多少次学习，学习多长时间,今后我们还准备学习那些内容……”。而真正属于内涵的东西，却说不出来多少。
借鉴延安经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团队学习，我们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明确学习目标上下功夫；
二是在健全学习体系上下功夫；
三是在完善保障制度上下功夫；
四是在学习方式方法上下功夫
五在建立评价体系上下功夫；
六是在改变人们思维模式上下功夫
七是在统一思想上下功夫
八是在激发个体学习动力上下工夫
我院是很重视学习的，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医院方面走在了前面。院党委研究制定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方案，确立了学习型党组织考评标准和学习型党员考评标准，制定“五有”（有制度、有阵地、有记录、有体会、有效果）保障措施。并且积极推进学习型医院建设，采取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一是启动“百万基金人才培养项目”。每年拿出100万元专项资金，选派优秀人员出国进修学习。二是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重视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定期组织开展各种业务学习，聘请国内外各界知名专家来院进行有关人文、管理、科研等方面的学术讲座。三是开办英语脱产学习班，加强国际交流能力，选送青年医生出国深造，贮备良好人才资源。四是强化培训培养提升管理人员素质。选派管理干部到其他大学，学习医院管理课程。这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很好的总结和推广。正因为如此，我院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学习型医院方面容易有更大的突破，取得更大的进展，能够为学校党委在全校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探索出新的路子。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